佛的来去自在云中，所以云冈上这些石头经年地微笑。在大同，石头是神明的载体，会被刻进原始的字画，或就这般直接凸现着，粗犷得大气，这是江南庙宇之清丽柔和的对应，一个天上的云叠，一个水中的花影。

几次去了黄河之南的龙门石窟，如此伊水袖旁之石，是否也能在武周山还有沙鸣山上耸立候我呢？这愿望最初是在八十年代的兔年五月睡在洛阳一张木床上偶然思得的，总想着下一个兔年能进二望三。十二年等待固然长久，但三窟之形早在脑间，一个倾顾绿水，一个蒙尘黄土，一个挥目白沙。许是佛在示我，再有个兔年接近三窟。后来我果真来了，有夏末的一场雨洗净了国道，散去的云块从山头上梳过，甚至附在游车的窗口张望，完全没有印象中煤都的黑尘，可对黑脸菩萨的担忧还没有放弃。可能在与我相同的位置，当年郦道元目睹了这些宏伟的佛窟并在《水经注•漯水》中记下：“水侧有是石袛洹并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东转迳灵南，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川水又东南流出山。”今日已很难照此询问了，那条清水湮没了，一片村庄和一条黑色的公路，时间的流水没有痕迹可寻了。

可能在道武帝拓跋珪建北魏的时候就想寻找一种和中原汉文化的结合方式，一种不错的选择--佛教—能给鲜卑族拓跋氏带来什么先兆呢。所以在公元398年迁都平城（大同）后，佛寺得以在这新国都相继堆砖砌瓦，一时烟云含香，钟声回荡。好景象，而法果等佛教领袖们也不失时机地附庸在这个强势面前，甚至提出了“礼佛就是忠君”。这样一来就连寺院里佛像的形体和相貌，也有必要开始仿照皇帝的形象来塑造了，政教确定了这样的统一形式实属罕见。公元452 年，脸和脚上就长有黑痣的文成帝拓跋濬曾下令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一尊石佛像，并特意在脸上和脚掌上各镶嵌了一小块黑石。如此，对于佛来说形象是假的托身，对于皇帝来说佛就是真体面对苍生了。

武周山并不高大，东西绵延仅千余米。据说这是块灵验的风水宝地，竟诱惑北魏明元帝在此祈福，而文帝干脆断崖掘窟。北魏王朝在五胡十六国之中崛起，就像那些奇异的雕塑神秘地显现在汉唐两座高峰间，更为神秘的是这个王朝家族却难以置信地传承着精神分裂症。公元376年，代国太子在苻坚进逼盛乐城时，失智杀全家。太子妻贺氏带着年仅6岁的儿子逃到娘家，这个少年就是建立了北魏的道武帝拓拔珪，他也是一个精神病患者。第三任帝拓拔焘 “聪明大度，性情俭率，不好珍丽”是史书上说的，但后来还是变得猜忌残暴起来，并在446年大批屠杀佛教徒，毁坏佛寺。皇室的病态直到魏孝文帝拓拔宏之后才归于正常，经历过这样的历史事件对于佛而言是个意外，但遇到拓拔焘也就不意外了。

有一个人很重要，在北魏的造佛运动中他像是特意来为这件事情安排筹划的。公元460年，更大规模的造佛计划开始实施。这时的北魏佛教领袖已经变成了昙曜，他来自凉州，那里一度兴盛的石窟事业已经无法从记忆深处剔除掉了，第一次看见武周山的时候他的脑海里就一直闪念着窟洞像是眼睛一样深深地嵌入。寒冷的北方朔风不息，但这不能让他在静坐时打消那些念头。刚刚上任不久，昙曜就向文成帝建议，在京城西部的武州塞开凿一处新的石窟寺院。文成帝爽快地批准了他的计划。在公元460-524年的65年间，这个皇室家族始终牵挂了一件饶有意味的事情。《魏书•释老志》记载，昙曜开凿石窟五所，各一尊佛像，高的70尺，矮的也60尺，五所大窟就是今天位于西部的第16--20窟。从第20窟到18窟的主像分别相当于道武帝拓跋珪、明元帝拓跋嗣、太武帝拓跋焘，第17窟中的交脚弥勒菩萨也就是景穆帝拓跋晃，他是太武帝拓跋焘的太子，极其崇信佛法，可惜还没有即位当皇帝就死去了，所以就用未来佛祖表现。第16窟中的单身立佛像，就该是文成帝拓跋濬本人了，一个还在位的领导人总得有个象征意义的东西在那里摆放着。拓跋濬肯定想到石像比起金铸的佛像造价低的多，而且能够让万民供奉，其实他心中是希望自己的尊身在千秋万代传承中保留着。

最早开凿五大窟用5年，又用29年开凿十二大窟，接着30余年开凿三大窟及那些小窟。千五百年后留给今天的主要窟洞有四十五个，造像五万一千余尊，最高达十七米多，在北魏迁都洛阳之前的三十多年里，朝野上下大多精力都付诸于这一自然与人工的结合。皇帝的精力已经沉湎到那些石头中了，而在那些工匠们的时间里，漫长的时辰就像黎明的捶打声绵延在武周山中，从一个尽头到另一个尽头。文成帝以后，献文帝拓跋弘、孝文帝元宏相继统治着北魏。现在的一批主要大型洞窟，都是在这个时期开凿出来的，形成了武州山崖面极为壮观的石佛世界。这段时期的石窟形制很多都有前后两室，有的窟内中间立着通顶的方形楼阁式塔柱，有的像后壁开出了隧道式的礼拜道，曾在凉州地区流行过的结构，被昙曜移植到这里了。只是在一千五百多年后的今天，我看见的石窟自然侵蚀很严重了，此处石质不好，山泉透析，窟中到处剥落泥石块。有个窟中西北角的那位早已垂头丧气，面目全非。显然，佛在云中，佛也在水中，我看，佛很努力，汗流浃背，做佛也非易事。

追上同行，也追上导游的故事，她只是引我们在千古长廊上倘佯。由东望西是石像，由西回头依然是石像。万尊佛的历史足够丰富了，上上下下摆开来，人就迷失其中了。第1、2窟位于云冈窟群东端的一组中型中心塔柱窟。第1窟的东壁还刻着一组佛本生故事浮雕。从这组石窟的雕刻中，我们可以看到北魏的佛教界是很重视《法华经》和《维摩诘经》这两部经典的。我触摸云中的“飞天”，原以为只会在敦煌翱翔，谁知竟这般突入眼帘。是她们，彩蝶在墙上刚刚顿足，飘带之风在曲柔的腰际吹开，这是中国传统艺术兼揉了西域风格散发出独到的韵味，尽得美感更于性感，观色彩与动态足矣。她们好像都朝着一个方向远去，又都回眸于我。传来佛天的讯息，或带去凡间的祈愿。在佛的上方，去和来也解佛之寂寞罢？只有与佛一心能得悉。

在《魏书》记载中，几朝魏帝临幸武周山至少在十次以上。每次出行衣带临风，他们的服饰各不相同，应该是这样的。在胡汉的融合过程中，北魏的速度并不缓慢。如果佛应该也看到这样的变迁，那么我就需要看到佛的服饰。从年代看，印度笈多王朝（约320-535）的佛教艺术明显地感染了云冈石窟的早期作品，那些面相方圆，袒露上身，大裙贴腿，赤足的菩萨，使我恍惚间好像身居异地。而中期之后的石窟就更多的与中原先进文化融合，如天幕龛的垂帐及雕饰，还有菩萨服装已经上身了，足也不外露了。而后期则是大裙飘逸，身形清秀了许多。石窟还保存了不少造像时的铭记，这些内容可以看出皇室成员、当朝官吏、上层僧尼和一些居士们参与其事，佛造像在后来就不仅仅是为了给皇帝而造就了。像第9、10窟就是钳耳庆时于公元489 年建成的，他是孝文帝宠信的宦官。这两窟的大佛像都没有了过去的右袒或通肩服装的形象，学了当时的南朝佛教艺术而穿上了褒衣博带式袈裟，这种服装很宽大的样子显得佛真的大度了许多也尊贵了许多。菩萨的身上戴着帔帛，下身穿着宽大的长裙，当时的统治者就是这样的穿着。全面学习南朝汉族政权的政治制度与生活习惯是孝文帝统治时期的策略，目的就是要使鲜卑人全部汉化，融合于汉人才能统治汉人。他把拓跋氏改为元氏，孝文帝自己的名字也就叫作元宏了。公元486年，在孝文帝一时兴起的批奏中，世风转向了，从此北方的鲜卑人就改穿汉装了，在这个强壮的皇帝都穿戴汉族皇帝的衮服冕旒上朝的时候，谁敢有不正的眼神。这个阶段正是石窟大规模建造的时期，所以在第6窟里出现的南朝传来的褒衣博带佛装，也是现实社会中时尚变化在佛教界的反映。世事变迁有时候发生的确是快快了点，那些匠人们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老命于生机间的艺术只是惟命是从罢了，那管得着这些艰难的雕刻兴许还包含着这些权势贵族面朝中原的勃勃雄心。

汉魏以来，刻碑风甚，古朴有力的汉字与雕像体味风化的社会感情。据说成就此山的力量后来主要来自民间，富家独辟一隅，求得神形，百姓也尽倾家私在窟外刻上一个小佛龛，这也使得云冈风格变迁。从春秋到南北朝区区八百年，文化的纷争不断引发社会变迁与时风动荡。佛在东汉入中土，有了云中的石头，在时间里的石头上刻画，历史就逃脱不了时间的痕迹了，依稀可见北魏皇室浩浩荡荡南去的尘烟。三十多年后的太和十八年（494年），北魏迁都洛阳，这个庞大的建筑群体便永远遗弃在黄土高原上了，伊水边有了新的凿石声。此后，辽道宗来过西京巡视，看见心中惦记的佛祖有失颜面，便做了近十年的重修，留下今日褴褛在。云冈的确老了，还是等到了我来看望，云中的石头。

漂亮,红了.
问好.

呵呵,不错.学习了.

来读，感谢晋侯带来这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