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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鸥：《倾斜的屋宇——后现代与当代诗歌》——重构精神元素与诗歌文本
南  鸥   

    新诗自“五四”开始已近百年的历史，而从朦胧诗到现在已近四十年的历程。从60年代中期黄翔、食指、北岛开始，历经众多优秀诗人的抒写，新诗写作正在以和共和国奇特的命运一样奇特的方式，积极参与了世界文学的有机构成。时至今日，汉语诗歌到 底是在什么样的历史境遇和话语背景下进行写作，当下呈现什么样的状态及特征，我们很有必要对其分析和确认，以期对朦胧诗以来，特别是第三代以来的汉语诗歌写作有一个立体的审视和描述，进而达到一种较为客观的把握。

一、当代诗歌写作的三个特征

    1、我们依然在阴影中爬行——仅仅是心灵的对接和技术的模仿
    西方工业革命以后，卢梭首先发现了工业文明将给人的心灵带来巨大的摧残而发出“保护人的本真心灵，拯救人的自然情感”的呼喊。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揭示，它既发现了现代人生存的历史境遇，又指出了现当代文学的人文理想。从人类文明的进程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当下依然处于工业文明的进程之中。因此，应当说从“五四”新诗以来直到现在，我们生存的这个基本历史境遇没有改变，因而卢梭“呼喊”的历史背景同样是我们当下生存的历史境遇，同样是我们写作的心灵背景，同时也是诗歌写作的人文理想。
另一方面，从“五四”新诗以来，无论是“朦胧诗”、“第三代”和“中间代”，还是70后的写作，在创作方式和表现手法上完全没有摆脱、离开和超越西方现代派以来的各种流派，诗歌写作在技术这个层面，实质上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模仿和复制。因此，我有理由说：我们“五四”以来的诗歌写作完全是一种阴影中的爬行，仅仅是一种历史境遇的横跨、心灵的对接和技术的模仿与复制。
    2、心灵的沦陷与流亡——反价值、反崇高、反英雄，是“后现代”对一个时代文化的强暴、肢解、吞噬与重塑
    众所周知，十余年来，后现代主义像幽灵一样，一直在我们精神文化的领空密布和徘徊，像瘟疫一样渗透我们的血液、骨髓和肌肤。它改变了我们的血质和基因，对我们固有的价值体系进行了深层的爆破和肆无忌惮的肢解。
那么，后现代主义及其思潮有哪些基本特征呢？后现代主义作为当代西方具有重大影响的一场思想运动，它既是一种文化思潮，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后现代主义一词最早出现在1934年出版的《1882——1923年西班牙、拉美诗选》中，用来描述现代主义内部的“逆动”。1947汤因比出版的《历史研究》，则是用“后现代”指称西方文明史中一个新的历史周期——西方统治的告终，个人主义、资本主义和天主教教权的衰落，非西方文化发展壮大的历史趋势。而其后的一切意义都是由此衍生出来的。后现代主义从内容上分为文学艺术上的、社会文化上的和哲学上的后现代主义；从学理上它又分为否定性（解构性）、建设性（建构性）和简单化（迪斯尼式）的后现代主义；从表现形态它又分为解构主义、反基础主义、视角主义、后人道主义、非理性主义、非中心化思潮等。因而，它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又有着纷繁而具体的表现形态。
    否定，应该说是后现代的根本特征。它包括对一元论、最高真理、绝对基础、纯粹理性、唯一视角的否定。与此同时，倡导多元性，推崇多元化又是后现代主义的另一特征，我们的政治多极化，经济多元化就是后现代主义在政治经济秩序中的具体形态。而价值取向、生活方式、审美情趣的多元化也是其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从这个意义出发，在艺术活动中它推崇创造性，反对摹仿和复制。 从哲学上看，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促使我们重新反省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根据以上的介绍和分析，上个世纪80中期在诗歌领域出现的反价值、反崇高、反英雄的思潮，显然是后现代主义“否定”的特征在思想文化形态上极端化的具体表现。毫无疑问，后现代主义的“否定”无论从认识论上还是从生活观念上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它否定的是一元论、是绝对权威，它竭力主张一种开放的思维模式，倡导多元化和相对性，它激活、丰富了我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并为我们对权威、对核心、对一元化的否定和对新事物、对不同观念的接纳有了理论的支撑。但是，如果这种多元化和相对性一滑向极端，就会演变为对信仰、价值、尊严、真、善、美等社会精神基本秩序的怀疑和否定，最终导致陷落一种虚无主义的深渊。
    价值，应该说是我们社会基本秩序的最敏感的神经，信仰、道德、尊严、崇高、真善美等观念都是价值取向的折射、具体演化和派生。如果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价值体系倒塌，其直接的恶果就是信仰消失、道德沦丧、尊严丧失，真、善、美等一些社会生活的基本尺度荡然无存，那么社会生活就将是黑白不分，是非颠倒，一片混乱，显然，这样的局面肯定是极为恐怖和不可思议的。但是，我们的思维惯性从来就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在这种惯性之下，近十一年来，我们的整个文化领空由多元化和相对性滑向了极端，陷入一种虚无和混沌之中，否定了价值——这个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尺度。当后现代思潮像旋风一样席卷我们整个文化领空的时候，我们的诗人和诗歌写作没有能够理性的分析与扬弃，反而不假思索的全盘接受并与之策应，成为后现代思潮的私生子，高举“非价值”、“非崇高”、“非英雄”的大旗，并使之堂而皇之的成为一种新的真理和新话语霸权。呈现出一种对人类的基本精神向度和宏大题旨的一种蔑视，对崇高、英雄和理想等人文精神的截面和基本元素进行了疯狂的解构。而在这样的语境之下，相当一部分诗人和诗歌写作没有逃脱这种被强暴、被肢解、被吞噬的厄运，表现出一种内质的高危缺钙、精神的阳萎和肾虚；表现出一种集体无意识、大面积失语；表现出一种创造力与想象力的严重缺失，因而，他们的全部才华和智慧，都挥霍在大规模的制造浅薄和时尚之中。
    从90年代至今，诗歌，几乎是以整个文化领空的名义宣告了精英写作和精英文化的全面失效，反价值、反崇高、反英雄等观念成为一个时代的主体精神，成为一种流行和时尚。显然，这是一个时代疾病的表征，是“后现代”对一个时代的强暴、肢解、吞噬的恶果。
    3、精神立场的暧昧和世俗化倾向日益泛滥
    诚然，后现代对信仰、价值、崇高、英雄和精英的否定与解构，对诗歌写作有其相当积极的意义。它倡导的多元和相对性，直接为诗歌写作回到生命本身，回到当下的生存境遇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现实氛围，“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正是在这样的否定和解构之中获得了新的向度和视角，才从宏大的叙事、题旨中回到个体心灵的颤动上来，回到世俗生活的细节和纹理上来。
    众所周知，80年代末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种变化加速了后现代思潮在文化领空的横行和泛滥，直接而集中的表征就是精英文化的倒塌。难道象征着一个时代精神向度的精英文化真的不需要了吗？显然不是，从客观上说，从90年代到当下，无论是“知识分子写作”还是“民间写作”，在这样一个剧烈转型的历史时期，面对后现代对这个时代的强暴、肢解和吞噬，应该获得一种刀锋对抗的体验，应该确立一种更具严肃意义的新的精神立场，并用这个立场去发现伤口的深度和纹理。承受一切该承受的，赞美一切该赞美的，把转型的阵痛和“后现代”对一个时代的肢解以诗歌的方式凸显出来，以诗歌的名义对一段历史进行客观的指认和有效的命名。然而，历史总是这样令人失望，或许是历史需要沉淀，无论是“知识分子写作”还是“民间写作”，都没有确立一种更具严肃意义的精神立场和诗学主张；没有去发现和揭示真正属于这个时代伤口的话语方式；没有揭示出当下人的灵魂在价值倒塌、道德沦丧、心灵麻木、人格扭曲、旨趣庸俗的现实氛围之中的挣扎、绝望和前所未有的精神的分裂。
    我们先来看看“知识分子写作”。
    是的，真正的诗歌应该是一种揭示和发现，正如海德格尔所言：所有伟大诗作的高尚诗性都是在思维的领域里颤动。应该说，这是“知识分子写作”在90年代对诗歌写作的一种贡献，因为这种“揭示和发现”为诗歌写作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但这仅仅是认识论上的提升和扩展，在写作实践中体现了一定程度的文本的自觉，而绝非精神层面的自觉。在精神上，他们仅仅获得了极为暧昧的前倾的身姿，在话语方式上，他们仅仅加入了一种有效的叙事，提高了诗歌处理日常细节的能力，拓展了诗歌的话语方式，而更有甚者，完全躲进象牙塔中雕刻梦呓般的技巧。事实上，“知识分子写作”没有确立新的精神立场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从根本上说，这是由中国的文化心理决定的，是由一个民族的血液决定的，但它更取决于诗人个体的血质和基因。而另一方面，也与他们当时已经确立的诗歌位置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对于“知识分子写作”来说有两点值得肯定：一是他们明确的提出真正意义上的诗歌是一种发现和揭示，二是相对于80年代中期的诗歌而言，在话语方式上，他们从80年代单纯的受西方的影响，日渐转化到与西方的对话和沟通之上。
    我们再来看看“民间写作”。
    根据上文的分析， “民间写作”的提出显然有其深刻的理论依据和浓烈的现实氛围，但更有其策略的企图。它的提出既有相对于意识形态的针对性，又有相对于“知识分子写作”的色彩。在题材和内容上，它竭力主张强化对日常世俗生活的处理，让日常具体细微的生活直接进入诗歌；在语言上，它推崇口语和方言的使用。无疑，“民间写作”的诗歌主张对于90年代的诗歌具有一种积极意义的扩张和破坏，它拓展了诗歌的题材领域和抒写空间，唤醒了一定的语言的自觉，丰富了诗歌的表现手法和语言的运用。但是，“民间写作”在对世俗化题材的处理和口语、方言的运用上又似乎走向了极端，致使它众多的追随者把世俗化题材和口语、方言的运用作了片面化、极端化的理解，使得粗俗、甚至下流的情节和场景统统进入了诗歌写作，同时，对真正意义上的“民间写作”又造成了新的破坏。
无论是“知识分子写作”还是“民间写作”，它们都同样有其致命的内伤，因为它对信仰、价值、尊严和情感诗歌基本元素的远离、解构的同时，无疑潜藏着一种精神上的蔑视和逃逸。毫无疑问，在这种蔑视和逃逸之中必然就会对诗歌这些基本元素存在着非理性的拒绝和伤害，从而表现出一种“精神性”的“逃逸性”趋向。“知识分子写作”由于潜意识存在一种心灵的自足性而丧失了一定的血性和深刻，仅仅把个体生命放在显微镜下进行一种外在的扫描，而没有获得一种内在的肢解和穿透，是一种“结构性”的“精神化”逃逸。而“民间写作”则是把“世俗化”的题材和语言推向极端，以完整的“世俗化”形态直接呈现，是一种“解构性”的“世俗化”逃逸。显然，“逃逸性”是整个90年代诗歌表现出来的一个共同特征，而这种特征是当时的客观形势和后现代思潮共同合谋的结果。如果我们依然钟爱这种逃逸性的写作姿态，甚至是沉溺其中，请问？我们还能逃到哪里去呢？显然，这种“逃逸性”写作是诗人对价值的自我放弃、对心灵的自我赦免、对命运的自我放逐，其实质是对历史和一个时代的一种漠视和背叛。它的直接恶果就是把诗歌束之高阁，远离心灵、远离真切的存在、远离时代的伤口……无疑，这样的诗歌无法发现、揭示、指认和呈现一个时代痛楚的伤口及其纹理，无法引领一个时代的主体精神的向度。
    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无论是“知识分子”写作“还是民间写作”， 它们回归的着陆点都是一样的，都是从神圣的宏大叙事、题旨回归到个体生命和世俗生活的层面，这是90年代诗歌的一大进步。但是，它们对个体生命切入的方式和目的完全不同。“知识分子写作”力求对个体生命进行显微镜下的解剖，获得一种新的发现和揭示，而“民间写作”则是客观的呈现世俗生活的具象。在当代语境下，从诗学话语方式这个角度上说“民间写作”更具革命性，而从确立真正的诗歌是揭示和发现这个意义说，“知识分子写作”将会走得更加遥远。但，客观的说，“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鸿沟是虚设的，它们仅仅是审美意志和对现实切入方式的不同而已。事实上，我认为“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是一种虚设的、相互指认的闹剧式存在。
    无疑，必须承认，这一时期的诗歌写作出现了西川、王家新、于坚、韩东等众多非常优秀的诗人和一些具有重要文本价值的作品，并且，正是这些优秀的诗人和重要的文本使得汉语诗歌的未来存在着无限的可能。但是，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精神立场来说，他们对诗歌的贡献依然无法掩盖他们像黄昏一样暧昧的精神立场和日益泛滥的世俗化倾向。

二、生命意识的回归和诗歌精神的重新确立是当下诗学建设的首要课题

    何为生命意识？何为诗歌精神？应该说就像“诗人何为？”一样，让诗人的灵魂倍受折磨和拷问，但是，这个命题是我们必须阐述和回答的问题。
    在我看来，生命意识，是指个体生命的信仰、价值、尊严、情感的本体性觉醒，它强调个体生命意识的主体性释放和重构，这种释放和重构的形态，直接标志着一个时代进步和开放的维度。       
而诗歌精神是一个时代的诗歌写作应该确立、闪耀的一种精神立场和诗歌理想，它是对该时代的信仰、价值、尊严、情感和审美等方面的一种诗性的揭示、指认（承受、批判、赞美）、命名和呈现的一种精神向度。是诗歌对一个时代及其主体生命诸多层面的彻照和关怀。
    1、对一个时代心灵存在的发现和指认，是诗歌精神的立场和向度
现在我们先来分析荷尔德林提出的“诗人何为？”的语境。无家可归是荷尔德林反复吟唱的主题旋律，他的这种无家可归的意识是指工业文明所导致的神性的消逝。在荷尔得林的眼中，整个德国只存在思想家、医生、警察、工匠和面包师，他们都被职业所笼罩、占据和掩藏，而没有活生生的灵魂的人。这就是说，荷尔德林同样敏感而尖锐的意识到随着工业文明的扩张，神性消亡、人的灵性将受到摧残、直至消失。我愿意武断地认为，我们今天依然同样处于一种无家可归的空茫、虚无之中。而这种无家可归是指作为人类存在的最敏感的神经——价值体系的全面倒塌直接导致的精神世界的空茫。因为一切都没有价值，没有秩序，没有向度，毫无意义，个体的生命如尘埃一样被任意肢解、移植和占有，人的主体性完全分裂、丧失……而在这样近似血腥的境遇之中，诗歌的精神应该是什么呢？
毫无疑问，对当下价值的倒塌和崩溃，真、善、美的模糊，人的灵性和本真情感所受的摧残、吞噬进行揭示、指认、命名和呈现；对一个时代人文精神内核的开掘和主体价值向度的引领，是当下诗歌写作必须深刻切入、卓力表现的问题，是这个时代的诗歌精神的立场和向度。
    我们知道，当下诗歌走下圣坛是诗歌自身的进步。但从千百年文化传承的角度，我始终认为诗歌是一个时代的圣者和歌王，她依然应该开掘一个时代人文精神的内核，应该引领其主体价值的向度。我们知道，一个时代有其自己的诗歌精神，它是该时代诗歌写作应该确立和闪耀的一种精神立场和诗歌理想，是诗歌对一个时代及其主体生命诸多层面的彻照和关怀。 因此，当下的诗歌精神就是把转型的阵痛和“后现代”对一个时代的肢解以诗歌的方式凸显出来，发现和揭示伤口的深度和纹理，以诗歌的名义对这段历史进行客观的指认和有效的命名；就是揭示人的灵魂在价值倒塌、道德沦丧、心灵麻木、人格扭曲、旨趣庸俗的现实氛围之中的挣扎、绝望和前所未有的精神的分裂；就是重新激活、唤醒信仰、价值、尊严、情感等诗歌基本元素的内在活力，开掘、引领一种独具时代内涵和特点的新的价值理念及美学原则。
    2、对个体生命的反复追问和重新命名是诗歌的宿命
根据我们上文的分析，同样请问各位同仁，个体生命的主体意识何在？它向何处回归？同样毫无疑问，拯救心灵，恢复人的主体意识（被价值伤害和被意识形态奴役这两个层面），对一个时代个体生命的灵魂进行反复追问和当代性的重新命名，是诗歌的宿名。
    那么，怎样命名呢？这种重新命名，就是重新赋予生命的信仰、价值、尊严、自由、人格、心灵和情感，就是对本真生命的这些基本元素进行有效的洞悉、穿透、上升和照耀，并让其释放出质地、光泽和鲜奶的香味……这是当下诗歌的宿命，是当代诗人的宿命。真的，我每天都在想，我们像孤儿一样被弃在街头、荒野，无人认领。如果说我们真的还有什么权利，那就是我们自己创造自己的精神家园，自己用自己的诗歌文本，自己把自己，连同我们的孩子领回家去……

三、承受一切该承受的，赞美一切该赞美的

    正如西川在一篇海子的祭文中谈到的：承受一切该承受的，赞美一切该赞美的。这种承受和赞美，既是当下诗歌写作命定的位置，又是其态度。承受的是一个时代的疾病，是灵魂被移动、身体被肢解时所发出的凄厉的叫声，是一部断代史的空旷和寒冷。
    1、严格区别价值多元化与精神虚无的界限
根据前文的分析，我们已经知道后现代的价值“多元化”的观点无疑从哲学上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世界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的理论依据，我们也同样知道后现代主义对“一元化”的“否定”潜藏着虚无主义的危险。它在消解专制主义、一元主义的同时也消解了文化价值建构的基础，它的相对主义逻辑延伸到极端，就必然走向虚无主义。当下盛行的一切无价值、无意义，一切都处在幻觉和虚无之中，一切都是游戏的庸俗论调，就是这种虚无主义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它像瘟疫一样，以裂变的速度大面积的吞噬着我们的灵魂，让我们随时感到生活的空虚、无力、飘渺，进而转向追逐一种短暂的快感，追逐一种浅薄、庸俗的时尚。很显然，这种无价值、皆虚无、皆游戏无论如何也不是生活的本相和全部。
    因此，如果不从根本上、从哲学的高度把价值“多元化”和精神虚无严格的区别开来，就会导致诗人价值的自我放弃、心灵的自我赦免和命运的自我放逐，就会导致诗人灵魂的糜烂和精神的极度萎缩，进而直接导致精神立场和文学品格的全面丧失。这不仅是诗歌的灾难，文学的灾难，更是人类精神的灾难。所以，我们首先应该把价值的“多元化”和精神虚无严格的区别开来，让价值呈现出一种相对的有效性，规避一种绝对的无效性，从而避免我们的精神陷落一种虚无的深渊之中。
    2、严格区别回归心灵、回到生活场景与贩卖心灵、大规模制造浅薄和时尚的界限
文学远离政治回到自身，回到心灵，诉求个人本真情感，这是文学回归的一个层面，而另一个层面则是指文学观照生活的视角应该从共性、空乏的视野回到个体生命的体悟上来。对于当下来说，第二个层面的回归尤为重，它要求写作者关注生命，要像关注自己的心跳和体温一样，以前倾的姿势，俯下身子，甚至用舌尖卷舔发绿的伤口。只有这样，才是对生命真正意义上的关注和回归，因而，回归的本质和意义，就是对生命及其意义的重新确认，就是对信仰、价值、尊严、人格和心灵的崇尚、尊重和无限的敬畏。
    但是尊重心灵不是贩卖心灵，诉求情感不是制造时尚。这是一个文学由边缘到泛化的时代，由于社会的转型，文学已处于一种荒芜的边缘状态。并且，由于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文学出现了空前的泛化，而这种泡沫翻飞的泛化，对文学的摧残与伤害更加可怕，它彻底掩盖、模糊了文学的基本精神与艺术的品格。在这样的语境之下，各种伪流派、伪诗人堂而皇之的打着各种旗号，把回归心灵、回到民间与卑俗、甚至是下流的生活场景及细节完全等同起来，把游戏作为诗歌的准则。显然，他们不是在回归心灵、尊重心灵，而是在贩卖心灵，是在大规模的制造浅薄和时尚。
    3、严格区别庸俗的身体抚慰与生命本真纹理和细节的界限
    90年代后，诗歌写作从80年代中期的以群体写作、山头写作和主义写作为集群的宏大主题的写作进入到以个体意识为主旨的个体生命的写作。必须承认，从群体写作回到个体写作是诗歌的进步，因为我们的写作只有真正深入到个体生命，才真正具有整体的意味，才能抵达共性的彼岸。但是，这种个体维度的观照应该是深入血质和基因层面的深度观照，应该是对染色体层面的一种抵达，应该是对伤口的敬畏和歌唱。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大片的伪诗人卷起大片的伪诗潮；更多的仅仅是皮肤和面具上的不痛不痒的、喋喋不休的小情小调，甚至是庸俗的身体的抚慰和按摩，是一种不折不扣的自我手淫；更多是在急功近利的贩卖心灵和猥亵心灵。更有甚者，他们把自己的器官挂在大街上高声拍卖，他们直接把身体与等同于生命，甚至企图用身体的器官代替诗歌。事实上，他们低级的、卑俗的、下流的企图用人体器官来代替生命本真的纹理和细节，来掩盖他们内心的空虚和无知。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充满疾病的时代。事实上，早在上个世纪，当西方社会同样为物欲横流的时代欢呼雀跃时，弗洛依德已经把世界推到了病房，尖锐的指出这是一个充满疾病的社会。而真正意义上的诗人，不应该成为病毒的携带者和演绎社会疾病的小丑，而应该把诗歌溶入生命真切的存在之中，用痛楚或者狂喜的手指触摸本真生命的纹理和细节，像触摸胎儿的脐带和灵魂的叶片，凝视她颤动万物的瞬间和力量……

                                                                （原载2006年《诗歌月刊》第五期）